天人菊精神—採訪作家歐銀釧

受訪者：歐銀釧

訪談者：廖崇斐

訪談日期：20220805 地點：台北

一、老照片見證辛苦的年代：老屋、絲瓜、咾咕石

歐銀釧：澎湖的古厝已經坍掉了。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老屋改建與否，傳統上我們後輩是沒有權力決定的，即使跟長輩們協調也沒辦法。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房子的一部份，那個時候就已經非常破舊了。

2009年曾經有位在台灣讀書的馬來西亞籍學生珮如和她的同學筱姮去看我童年生活的老房子，當時沒有看到，她們覺得有點遺憾，後來我寫了篇文章〈靠近最初的時光〉提到這件事。

我向她們道歉：「這棟三合院的古厝住進我心裡了，謝謝你們閱讀了我的故事，謝謝你們跨海來到澎湖。」

2009年5月30日，我在報紙上讀到珮如和筱姮，兩位女生相伴展開文學之旅，她們蒐羅了二十七篇鄉土文本，環島走訪作家筆下的所在。在三十二天裡，騎著一輛機車，走訪全台。我在報導中讀到她們談到：至於歐銀釧「澎湖太武村五號──藏在澎湖的夢」敘述的「太武村五號」、楊逵「墾園記」的「東海公園」，都像是消失了一般，劉珮如開玩笑說：「或許太武村五號就跟海角七號一樣，不曾存在過吧！」

我在文章中謝謝她們拍攝了我童年居住的古厝旁的菜園，那菜園像是不老的菜園，長滿了玉米，夏日陽光下，閃著金光。只剩下菜園，但是房子不見了。想到她們跨海到澎湖看我的家鄉，卻沒能看到我書寫的房子。十分不安。

「太武村五號」是我在2003年的作品。當時主要是忽然接到地址寫著「太武村五號」的一封信，一位陌生讀者的來信，寄件地址寫的是我思念的地址，我童年生活的古厝。驚心不已。那古厝早已沒有人住了，阿公和阿嬤最後搬離時，請鄰居幫忙照顧房子和菜園。

寄自「太武村五號」的信讓我格外感傷，我是想回澎湖去的。可是，工作、家庭都讓我不能輕易離開。十多年來，我從台北搭飛機到澎湖，一次又一次，工作、會議、教學……。可我住不回我的「太武村五號」，地址是在的。但是，物是人非。

我寫澎湖。這些書寫讓我一步步的靠近我最初的時光。我繞著記憶中的老房子，繞著記憶中的菜園，回到遠方，回到澎湖古厝裡艷麗的陽光，海風習習。我記得母親在廂房裡剝著落花生。隔了數十年，那剝殼的聲音依然清脆響亮，好像就在耳邊一樣。

房子消失了。它在時間的風砂中消失了。

我在那古厝裡生活了九年。從出生開始，就在古厝裡穿梭。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在古厝旁的菜園子裡蓋間小屋。希望在「澎湖縣湖西鄉太武村五號」打開門迎接珮如和筱姮。「希望有機會為你們烹調我家的盛宴。」

「親愛的珮如和筱姮，我在九歲時和父母親從澎湖搬到高雄縣岡山鎮，十七歲到台北讀書，二十一歲到台中升學，做過送報生、女工、校對、記者、編輯、教書，忙著謀生。1997年左右，我開始往返台北和澎湖之間，幫一些學生上課，分享閱讀與寫作。澎湖古厝是我內心的居所，無論我住在那裡，心裡都有：太武村五號。」

「親愛的珮如和筱姮，我的一部份還住在那老房子裡，時不時就讓我想起歡喜的童年記憶……。 」

珮如寫了回應文章：在人間副刊看到歐銀釧老師寫給我們的文章，「靠近最初的時光──向珮如和筱姮致歉」，那個當下我跟筱姮是非常激動的，我們沒有想到，在我們些許的惆悵之後，居然還有機會可以得知消失的原因跟那些故事，可以再次聞到澎湖海風帶著石上礦物質的氣味。

「怎麼能說抱歉呢？我們在文字裡已經看到了太武村五號最美麗的一幅風景，而經由文字的傳達，我們也啜飲了記憶的湖水，在實境裡感受夢的苦澀跟美好，實現與不實現，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了，重要的是，我們雖然沒看見「太武村五號」，但那個門牌及背後的故事已經鮮活地在我們心中了。懇懇切切，我們由衷、由衷地感謝歐老師，除了讓我們看見那些美好，看見時間的流動跟凝結...。」

2010年，我在台北的誠品信義店發表新書《不老的菜園》，邀請珮如擔任嘉賓，她來到現場，和一百多位讀者，一起品嘗我和友人們一起煮食的澎湖美食，度過難忘的時光。

另一張照片是我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回去看老房子。照片裏是我們家的菜園，對我來說意義重大。背景是絲瓜、咾咕石。1995年澎湖文化局出版拙作《對街的一百朵玫瑰》。我在我家古厝旁的菜園讀自己的作品，百感交集。                                        

我於1960年出生於澎湖湖西鄉太武村，那個年代很辛苦，你們可能很難體會。這張是我媽媽的照片，她四十二歲就過世了。失去母親的悲傷持續了很久，我常常寫母親和我的一些記憶，直到2021年才較完整寫了媽媽的故事，配上童年的我的照片和媽媽的照片，刊登在人間福報的《時光重逢》專欄裡面。我們母女沒有合照。這是第一次把兩張照片同時放在一個版面。

這是我東海大學畢業的時候，阿公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對我來說，是生命裡最重要的一張照片。童年時期，我有時候會和阿公睡，聽他說故事，也會和阿公到菜園、花生田、海邊工作。阿公總是說起澎湖的一些神話傳說，讓我捨不得睡，一直央求他再說一個故事。

那個年代很少拍照片，這張是我高中時候的青澀模樣，跟現在初老的我有些不一樣的，時光在其中跳躍。

我沒考上大學，後來到台北讀世新三專圖書資料科，一個鄉下小孩，從高雄第一次來到台北。照片中是我跟同學在世新和景美、木柵的樹林裡。大一時，我住宿舍，有空就和同學到附近的山林散步，談心。                                                        

大學時候我第一次燙頭髮，很好奇燙頭髮會變成什麼樣子，發現會像獅子一樣，整個頭髮蓬了起來。我的頭髮本來就較多，燙了之後，變得更蓬，所以就要紮起來，很難整理。我只有燙過那麼一次頭髮。                                                          

在世新時，我成績蠻好的，連續三年都得第一名。畢業之後，我想要再讀中文，就去插班考，考上東海大學中文系，降轉，從大二讀起。當時，我一邊讀書，也一邊去應徵工作。那時候台中有自由日報，是自由時報的前身，正在徵求校對，我去應徵，被錄取了。於是，我就白天讀書，晚上到報社當校對，半工半讀，完成我的學業。

大學剛畢業沒多久，我離開台中到台北找工作。起初找不到工作，後來在一個出版幼稚園教材的出版社擔任編輯，主要負責寫童詩。這張照片裡，旁邊是同事。一位是美編，一位是編輯。

那是非常辛苦的一段時間，大學畢業之後，我跟同學到台北租房子，她睡上鋪，我睡下舖。我們到處找工作，之後，我的室友回台中，我又得另找房子了，後來跟四五個人合租一個房間，房間沒有電話，我投出去的履歷都沒有電話，只有地址。最後就只有剛才提到的那間出版幼稚園教材的公司回信，我終於找到工作了。

之後我又陸續轉到幾家雜誌社擔任編輯，先到薇薇、儂儂，後來到皇冠。1987年（民國76年）報禁開放，我到民生報任職，開始從事傳播媒體工作，直到現在還在新聞線上，擔任星洲媒體集團駐台特派員。

二、將澎湖帶著走

我的父親是江蘇人，五年前（2017年）過世，享年八十六歲。我從母姓，母親是我對澎湖印象的化身。童年在澎湖的物質生活雖然辛苦，但是古厝、海洋、花生田、傳統習俗、大自然的環境，卻是美好的，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尤其是長輩傳承的澎湖堅韌的精神，深深影響我。

訪談者：澎湖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地方，而那個年代又是一個很辛苦的年代，但在您的筆下卻看不到滄桑，反而有種療癒感。

歐銀釧： 新加坡的多元藝術家陳瑞獻先生曾說我的作品風格有點像義大利的卡爾維諾。

空中攝影家齊柏林先生曾經和我談起他拍攝澎湖的感想：「這是海角樂園，我有如誤闖桃花源的漁夫。」

澎湖是美麗的。

齊柏林先生的第一片空中攝影光碟記錄的就是澎湖。當時澎湖旅遊局請他與我聯絡，讓我寫點文案。我們一起看他拍的影片，從空中鳥瞰澎湖，在澎湖生態專家洪國雄先生導覽下，我們一起飛越澎湖，閱讀群島。太感動了，我幫這張從空中拍攝澎湖的光碟寫了文案，思緒奔騰。2008年，我又寫了一篇散文〈發現島嶼‧

發現心靈‧發現桃花源〉刊登在「聯副」，記述心中的感懷。結論是：「這是一群等待發現的島嶼。澎湖群島近百個，還有、還有、還有正在海裡睡覺的島，等待發現，像我們的心。」

我出過一本詩集：《天人菊家書》，將幾十年來對澎湖的情感化成詩集。這是書中的一段：「沿著風茹草、花生、菜豆、金瓜米粉，記憶趕路，風回來了。雞母狗仔、菜繭、年糕，童年飛跑，夢回來了。」

澎湖的生活本來就是美好的，雖然大自然環境辛苦，但是澎湖人和天地、陽光、海洋在一起，生活出自己的美好。

詩中提到「風茹草茶」是我們從小就喝的，味道有點像台灣的青草茶。我們小時候就很喜歡那個味道，熬起來喝，清香可口。

將澎湖帶著走，帶著的不一定是食物，也包含對澎湖大自然的記憶。澎湖給我很大的力量。

另外還有「花生耳環」，我到每個地方教課都會提到。澎湖花生比較小，不像台灣花生這麼的大，可是很香，小時候我常跟著大人到花生田裡工作，我會拿把小剷子，挖大人們已採收過的田地，總是會找到一些花生。

童年在澎湖，我們常玩戴花生耳環的遊戲。煮熟曬乾的花生，輕輕用拇指和食指壓一下花生殼，讓它開個小口，就可夾在耳朵上、嘴唇上、眼瞼上。接著比賽接力說故事，如果接不下去，花生耳環就會被對方摘下來。

我常常教學生夾花生耳環，當作課程的一部分。有好幾次，我去宜蘭教少年學生時，請澎湖文化局的崔璐璐小姐幫我寄來帶殼的澎湖花生，後來也帶去汶萊華校、緬甸大其力觀音寺教學。

我除了自己創作之外，花很多時間分享閱讀和寫作，從台灣偏鄉、受刑人到海外學子、沙彌尼。我將澎湖帶著走，將澎湖的生活文化風景，透過教學，分享到許多地方。

訪談者：文字有很大的力量，但您不是只有用自己文字散發這種力量，而是教人喚起這個力量，這是我覺得最神奇的地方。

歐銀釧：我出版過很多筆記書送給偏鄉學生，送給監所的學生，希望同學們有筆記本可以隨時書寫。我把版稅換成筆記書。

其中有一本《天人菊稿本》筆記書是我和新加坡多元藝術家陳瑞獻合作的。這本《天人菊稿本》於2017年1月出版，包括陳瑞獻的十二幅畫和我的一首詩，其他是空白頁，供使用者書寫。我的詩〈天人菊的夏天〉寫的是澎湖，陳瑞獻配上十二幅他的作品。

《天人菊稿本》是陳瑞獻親自設計的，印了兩千本，印刷費是他資助的，只送不賣。我把這本筆記書寄送到監獄、少輔院以及桃園、新竹、宜蘭、台中、澎湖等偏鄉學校，也送給部分出獄的學員。還有一些陸續寄到汶萊、新加坡、日本、印尼、緬甸。

陳瑞獻和我認識二十多年，早年曾經來過台灣，但未到過澎湖。他總是聽我談起澎湖的海洋、漁船、古厝、花生田，十分嚮往。我向他致謝，他寫了一封信給我，信裡提到：「能為天人菊工作是我的福氣。」             

好巧，有感化院少年學員喜歡荷蘭畫家梵谷，筆記書裡正好有陳瑞獻畫的〈梵谷自畫像之變奏〉。好巧，我和學生研讀泰戈爾的詩，筆記書裡也有泰戈爾畫像。

三、家族

訪談者：您九歲從澎湖來到高雄，後來一直到三十多歲才又回到澎湖嗎？

歐銀釧：對，起初不能回去，一直在就學、工作，母親生病，生活困難。那個年代很辛苦，飛機票對我們家來說，是很貴的。我是到後來工作，慢慢才有自己的存款，才能做些安排。

在青春成長時期，我必需幫忙貼補家用。國中暑假時，我要起早去送報紙，高中暑假去滅飛蚊香工廠當女工。

母親在我念國中時就常生病。我們生活清苦，全家省吃儉用。媽媽四十二歲過世，那年我在台北世新讀書，媽媽在高雄，她一直寫信鼓勵我好好學習，不敢讓我知道她病得更重了。直到現在，我還留著母親寫給我的信。媽媽過世，對我是很大的打擊。

我的母親只有「民教班」畢業，那時政府普遍開設民教班，推行識字教育運動。她雖然識字不多，卻教我很多。我小學時寫功課，她就在旁邊削鉛筆，鉛筆屑的味道，至今深映腦海。

童年時期，我常和媽媽去澎湖海邊撈海菜，年幼的我問：「海的後面是什麼？」她說：「等你長大去旅行，搭船、坐飛機去追大海，就會知道了。」

我讀東海大學的時候，大弟弟春生過世。他才十七歲，高中快畢業，正準備考大學。有天晚上他騎腳踏車去改褲子，出了車禍…，我回去看他時，他在醫院插管，已不能言語，我對他說話，他落淚了。我陪了他七天，之後，他離開我們，到天上去了。

這些生命的傷痛，深埋在心中。

我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最近我住高雄的二弟弟，找到一張小時候的照片，上面沒有我，是我的兩個弟弟和妹妹童年的合影，我又想起出車禍過世的春生，很難過。

書寫，是悲傷是愛也是回憶。

書寫童年總是讓我回到一個美好的情境裡，在澎湖的野外，在澎湖的海風中生活，雖然物質不是很充裕，但是樸實的日子，充滿童趣，影響我一輩子。

我妹妹在彰化當老師，我二弟弟也五十多歲了，在高雄工作。

書寫澎湖對我來說是一種喜悅，也是心靈的寄託，所以一想到就提起筆來寫澎湖。

澎湖文化局出版的《記憶的島嶼》、《記憶的海洋》是我最喜歡的書。我到三十歲才又回到澎湖，我想填補自己失去的澎湖時光，失去的那一塊記憶，想瞭解澎湖那段時間或更早之前發生過哪些事？我接受澎湖文化局委託，採訪了許多住在澎湖的長者，頻繁地搭機飛回澎湖。

剛開始採訪的幾個人我有錄音，卻發現他們講話變得不自然，後來決定不錄音，直接用筆記，大家暢談，十分開心。一般寫文章我不會讓人家先看，但這兩本書我都請長者再看一遍，看看有什麼地方錯了，因為我沒錄音。

其中有一個老太太在訪談時，講她早年的戀愛，她看了我的稿子後，直說「不能寫啦！不然我先生知道要怎麼辦呢！」他先生已經九十幾歲了，她八十多歲，老夫老妻還是很在意。所以我依她的囑咐，刪掉了那些段落。

最特別的是，2012年為了寫《記憶的島嶼》，我一次次從台北飛往澎湖，探訪澎湖耆老。所有人選都是澎湖文化局決定的。沒想到第九個故事的主角住在台南市。那天，我搭高鐵，從台北到台南訪問第九位耆老。

我們從問候開始。可是，聲音方才出現。她握著我的手，喊我小名：「梅君，你是梅君嗎？」她定睛看我：「我看過小時候的你。」那時我才四歲或五歲？歷經數十年，重相逢。

她是我的阿姨，歐碧霞。

她記得老房子裡的花磚，記得一塊鑲在窗上的青瓷。她細細描繪著那墨綠色的窗，栩栩如生，歷歷在目。

母親在四十二歲時逝世。那些來不及訴說的往事，迎面而來。

「向陽門第春先到，積善之家慶有餘。」阿姨說：「這是我們歐家古厝的門聯。」

早年，歐碧霞曾是澎湖馬公街上最美麗的裁縫師。

青春的她離開太武村，到了馬公市區的布店街，先是一家家張望、觀察，最後尋了一家老闆娘看起來慈眉善目的洋裁店，逕自進到店裡，表明要當學徒。老闆娘看她清秀可愛，言語純真，有著鄉下人的樸素，就收她為徒。

她開始在布店學習。她有天分，勤學勤做，漸漸入手，習得裁剪。

七十多歲的她回憶青春時光。那時，馬公市中央街有十多家布店，她工作的「月裡洋裁店」澎湖知名。她清秀美麗，手藝巧妙，很受注目，她名為碧霞，人們稱她是「月裡的碧霞」。

歐碧霞在二十三歲那年嫁給常站在店外看她的俊帥男子。「喜帖送出時，整條街的布店都響起歡呼聲。」

「後來，我們離開澎湖，搬到高雄，後來又來到台南市。」歐碧霞阿姨說。

2013年五月，我和歐碧霞阿姨在澎湖二度相逢。她在女兒阿琪陪同下，重返澎湖，參加《記憶的島嶼》新書發表會。那天，每位書中的耆老暢談生活往事，並且提供了難忘的物件，讓博物館展示。

七十三歲的歐碧霞，像天真的少女，在澎湖生活博物館的講堂裡，說著自己的故事。然後，她拿出隨身帶著的量尺，為我量起身來。

後來，她寄來一件為我縫製的花衣裳。鋪滿綠葉的領子包覆著頸，短袖，裙長及膝，花兒一路綻放。我穿起這件合身的花衣裳，又想起在古厝的童年時光。那天晚上夢見母親，她還是我記憶中的模樣，戴著斗笠，趕著牛車，從海邊回來。

「一件花衣裳，這是母親從遠方寄回來的信？我是去書寫時光的。時光反過來書寫了我。」我在日記上寫了這段話。

訪談者：在忙亂辛苦的環境裡面，我們總會保留一個很美好空間。

歐銀釧：這幾年，我在台北市的「豹山」有一個菜園，土地是向農人租的，一年三千元。我吃的青菜都是自己種的，菜園裡依不同季節，種有小黃瓜、絲瓜、高麗菜，鵝菜、萵苣、芥藍、九層塔、紫蘇、香菜、地瓜葉、蘿蔔、芥菜、結頭菜、茼蒿、山芹菜、蘿蔓以及豌豆、鵲豆...，還種了幾棵香蕉樹。因為沒用農藥

，所以我種的那些菜都會被蟲咬。

彷彿，我把小時候澎湖家裡的菜園搬到台北了。

我也種了童年玩伴「天意」給我的「波波果」，也就是燈籠果。九歲時，家人帶我搭飛機離開澎湖前，他送我一把燈籠果。後來我聽阿公說，我搬到高雄岡山之後，他常會採「波波果」放在郵筒裡，說要寄給我。燈籠果是我們小時候在野外吃的零食，味道酸酸甜甜的。我們那個年代沒什麼零食，所以我們小孩子會摘燈籠果來吃。

「天意」住在我家古厝後面，他有一點點智能不足，但對我來說他是勇敢的哥哥。我寫過他五、六次。後來我才知道，我離開澎湖後，他會一直塞燈籠果到郵箱裡面，他不知道要用包裹，要有郵資，要有地址。他就是單純的想要寄「波波果」給我。

我們村子以前有十七戶人家，現在只剩下六戶左右。

小時候的菜園，現在依然茂盛。村子裡的鄰居在我家的菜園種很多農作物。但是數百年的老房子沒有保養，就隨著時光灰飛煙滅了。

以前房子用咾咕石當建材，冬暖夏涼。剛剛給你看的菜園也是咾咕石疊起來的。不過現在主張環保，所以不用咾咕石做建材了。

生命裡點點滴滴的事，看我們的心如何看待。如果有一點點光透進來，那就能看到另個視角。當然也會有悲傷的事，像母親、弟弟的過世，那麼久了，每次想起來，心都還是很痛。

四、澎湖如同文學，是信仰、天人菊寫作班

訪談者：澎湖就像您的信仰一樣。

歐銀釧：就像文學一樣。文學也是我的信仰。我覺得文學的力量太強了。我去監所教課，更深刻地感受到文學的力量。

1997年，我應澎湖文化局邀請演講，我提到「文學可以沉澱心靈」。在座有位時任澎湖監獄典獄長的廖德富先生，他帶了受刑人製作的天人菊花束送我，提問時，問我可不可以去澎湖監獄教寫作，讓受刑人也分享文學之美，學習寫作。於是我拉了朋友一起當志工。包括：詩人沈花末、小說家呂則之、還有報導文學家張典婉。後來我又找了兩位朋友：作家宇文正和陳芸英來幫忙，也邀請名作家黃春明、陳若曦、吳明益... 等作家來授課，都沒有任何費用，大家都是當文學義工。

1997年，許多文化界友人支持我創立澎湖鼎灣監獄寫作班。著名的作家柏楊更是大力幫忙。因為醫囑不宜搭飛機，所以柏楊改以錄音的方式鼓勵澎湖鼎灣監獄的學生，我在課堂上播出，全班安靜地聽，他鼓勵學員在獄中多利用時間讀書、寫作、吸取養分，學習寬容。

廖德富先生後來轉調桃園監獄擔任典獄長，他認為寫作班有益受刑人身心，也請我們去開課。

我們在桃園監獄開課時，柏楊先生特別重返監獄致詞。彼時，我和監獄教化科人員專車去新店接他到桃園監獄，出席「天人菊寫作班」始業式。他以自己的經歷告訴學員：「閱讀是生命的寶藏，寫作是靈魂的出口。」

柏楊出生於1920年，本名郭定生，後來改名為郭衣洞；2008年4月29日病逝，享壽88歲。他曾因翻譯美國漫畫《大力水手》被以匪諜罪名入獄，在台北、綠島監獄囚禁了九年又二十六天。             

他為受刑人的書作序：「請消除心頭之恨，咬牙切齒的結果，看牙醫的可是你。請忘了心頭之仇，仇記得太多，會得胃潰瘍，花大錢的也可是你。寫作班引導我們轉變心情，試想一下，天下這麼多牢，我們不坐，誰來坐？直坐到不再怨天尤人，直坐到我們從可怕的日子中，開始吸收到蜜汁時，告訴你，你的運氣就來了，屁股能坐出黃金來。」

「對別人天天咬牙切齒，你的人生就只限於咬牙切齒。有一天，突然想起自己也犯有錯誤，你就會悄悄生出一條新生命，一條可愛的生命。」他於2000年和監獄學員一起創作《陽光筆記》，特別寫了這段話。

有一年，他為學員的一本書作序，文中提到：「監獄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它會摧殘人的尊嚴，摧殘人的神經系統，摧殘人的向上能力。然而，也可使人的尊嚴、人的神經系統、人的向上能力更為堅強。經過百煉才能成為金鋼，監獄煎熬至少有六十煉。」          

二十多年來，我和學生們不斷在課堂上讀柏楊的詩、雜文、小說、報導文學以及他專研的歷史書。有些學生除了在獄中閱讀柏楊的部分作品，出獄之後，還去找《柏楊版資治通鑑》等大作，繼續研讀。                                                        

之後，廖德富先生又調任嘉義監獄擔任典獄長，又請我們去開課。

後來文訊雜誌頒給我一個文學教育獎，獎金六萬元，我就分給三個監獄（澎湖、嘉義、桃園三個監所）各兩萬元，當作交通費。澎湖鼎灣監獄持續教了十年，桃園監獄十三年，嘉義監獄兩年。完全是義工性質。因為同時又有嘉義、桃園監獄的寫作班，所以我將監獄寫作班以澎湖的縣花天人菊命名，稱為「天人菊寫作班」。

寫作班上課的方式，剛開始是類似演講，一次對兩百人上課。後來逐漸改為30、40人的班級。長達十年，從1997年到2008年在監獄寫作班授課。曾出版「來自邊緣的明信片」、「來自邊緣的故事」、「來自邊緣的陽光」、「時間的味道」、「想念陽光的人」等書，版稅都捐出做公益。後來為了幫助九二一地震的兒童，出版「在愛的時光」系列筆記書，共出版九本，以天人菊寫作班的名稱，將所得全數捐給台中家扶中心，幫助孩子們長大。

從1997年到2008年的十年裡，「天人菊寫作班」捐出版稅百萬元，其中80多萬捐元給台中家扶中心，幫助台中921地震災童；另外十多萬元捐給澎湖「奇比風災」受災農漁民。

2008年，一位南港恩慈堂教會的傳道高子能先生打電話到出版社留言，說他在桃園少年輔育院輔導感化學生，少年們反應希望讀監獄文學。我回電話給他，進而到收容少年的感化院實地授課，發現少年學生很熱情，希望學習寫作。

於是，2008年至2019年。我在桃園少年輔育院開設「少年天人菊寫作班」，教感化少年寫作，也請詩人沈花末、廣播人唐陶、劉琇如、導演楊偉珊等人幫忙授課。                           

2009年，曾幫學員出版繪本書：「一隻青蛙跳進教室裡」。這本書的出版費用都是朋友們集資的，包括：南投竹山媽媽讀書會、好事聯播網總經理倪蓓蓓、南港恩慈堂、汶萊的劉華源先生、王昭英女士、汶素女士、丘山川先生和新加坡的丘啟楓先生。

2011年出版散文集「在文字田裡耕種」，這本書的主編是我的朋友錢嘉琪女士，她沒有收取主編費，完全義務幫忙。印刷費用則是台灣南港恩慈堂、時任警察電訊所所長沈伯陽先生、汶萊劉華源律師和汶萊時報集團副總編輯丘啟楓先生。

丘啟楓先生為「在文字田裡耕種」作序，他寫道：「我曾兩度到澎湖採訪監獄寫作班的學生，看到他們努力向學的過程。之後，我一直關注台灣監獄寫作計畫的發展。」

「每年，我都收到「天人菊寫作班」的作品，看見這些學生努力讀書寫作，也嘗試助人，這是善的循環。」

「這些年來，歐老師努力為學生出書，鼓勵學生持續寫作。我和幾個朋友被這些來自監所的文字感動，也在經濟上略盡綿薄，為寫作班學生圓夢。我相信寫作能讓學員的心靈得到慰藉，引導他們重返社會。」

「展讀學員作品《在文字田裡耕種》一書，這群少年在山邊學校的寫作班裡耕耘，他們種出來的這些文字，有如一朵朵天人菊花，每個花瓣都是一個新生，帶著自信與希望。」

「如同歐老師所言：這群青少年曾經走錯路。現在，他們繞過山邊的教室，在文字田裡耕種，每個文字都是一顆顆新的種子，帶著未來的夢想。請給他們一點光線，照亮未來。」

2008年，香港友人介紹我和白嘉莉女士認識，她送我一盒以她繪畫印刷的明信片，我將明信片轉送給少輔院學生。少年學員感受她的慈愛，白女士捐出七萬元助印明信片，於是我將少年創作的十二段詩文和白女士的畫出版為「2009在愛的時光」明信片書。 

這些愛心書都是只送不賣，送給少輔院學員和關愛迷途少年的善心人士。

2010年我曾應汶萊留台同學會邀請，與永和竹林國小陳素紅老師及銘傳大學中文系教授江惜美到汶萊八個華校授課，回台之後，集結學員的作品出版「汶萊國王的寶藏」。出版費用則來自汶萊華社的捐助。在我授課的部份，我帶了澎湖花生和照片，和當地學生分享我的成長歷程，希望汶萊學子也創作和他們成長有關的土地人文故事。

2017年和2018年利用短期的年休假時間，應緬甸大其力觀音寺住持宏光法師邀請，我到緬甸教沙彌尼讀書寫作。我跟沙彌尼玩花生遊戲、播放齊柏林拍攝、我配詩句的《發現島嶼‧發現心靈‧飛行澎湖》影片，從我的家鄉澎湖開始說起。

後來幫沙彌尼的圖文創作出版「一朵寂靜的蓮花」及「時光在遼闊的法海」，運送到緬甸大其力觀音寺，送給有緣人。經費都是朋友們贊助。書後列上贊助者及金額，有台幣、新幣、港幣、馬幣和美金，由台灣、香港、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和美國的朋友捐贈，都是來自各地的善心。

因為疫情影響，這幾年對大其力觀音寺沙彌尼的授課改在電腦上執行。我傳去文章請他們閱讀，也出題讓大家寫作，再傳回來批改，之後再傳回去給學員。

去年大其力觀音寺有部份沙彌尼染疫。我讓她們寫染疫的經驗。當時她們還找不到藥，住持宏光法師和我找了些朋友幫忙，透過管道運了很多中藥。有三、四十人因此受益。後來有一個朋友贊助中藥，專治喉嚨痛，也寄去兩百瓶。

奇妙的是，住持宏光法師早年曾在我的出生地澎湖縣澎西鄉弘法。當時我在台北工作。三十多年之後，2016年，她來台為學員尋訪教閱讀和寫作的老師，我們有緣在台北相逢，談起美麗的澎湖，彷彿他鄉遇故知，聊得好開心，暢談六個多小時。

訪談者：感覺像是把對澎湖的美好溫暖散佈到很多地方。

歐銀釧：因為新聞工作的關係，我認識很多人。這些資源也支持了我的公益活動。

從1997年開始，聯合報發行人王效蘭一直支持監獄寫作班，先後送了二十多箱書給受刑人和感化院的學生，鼓勵學員多讀書。她也送了許多卡片，供學員寫信。

十多年前，素眛平生的高中女生洪翊純請我擔任文學獎評審，問起我在監獄教寫作的情形。「我能幫忙做些什麼？」我告訴她：「學員愛讀書，如果你有舊書，也許可以送給他們？」之後，每年我都接到她寄來一兩箱舊書。高中畢業後，她繼續讀大學、研究所，她不斷寄書來。

2000年，聯合報獲曾虛白新聞獎的黃年、羊憶蓉、徐履冰、王鴻薇、王麗美等五人，將他們得獎的獎金十五萬元，捐給監獄寫作班，做為經費。

名作家馬各（本名駱學良。1926年12月27日~2005年9月16日）生前喜歡澎湖，常從台北搭飛機到澎湖海邊釣魚，他總是把魚釣上來，「相望一會兒，聊了幾句，又送牠們回海裡去。」

「我常看見天人菊，堅忍而美麗。」馬各說。晚年，他整理了自己近千冊的藏書，送給監獄寫作班。我說，這些書這麼珍貴。他說：「書要有人讀才有意義。」這些書進入高牆，在監獄裡漂流，成為心靈中的「馬各書房」。

「馬各書房」沒有管理員，沒有圍牆，一本本書送給了學生，一直流傳下去。這個書房像是思考的海洋，閱讀的心是浪花。

監獄學生很感動，想親自向他道謝。因此，我曾邀他到班上來演講。他搖搖頭，直說：「讀書就好，不需要言語。」後來，我買了一個畫有魚的盤子送給他。他笑說：「我都沒釣到魚，所以你送一條給我。」

有個秋天，出獄的學生回家之後，寄來鄉下土產，讓我代轉給他，說在獄中讀了馬各藏書，頗為受用，無以為報，送兩條魚。我轉寄給他。後來接到他的回信：「原以為你會和我們去澎湖，可以向你當面道謝。誰知你不能去，現在只好在這裡向你說聲過時的謝謝。」

2005年馬各往生之後，他的妻子曾久芳女士將親友們送的奠儀，全都向九歌和爾雅出版社購書，送給澎湖和桃園監獄寫作班的學員。曾女士還親自到澎湖鼎灣監獄勉勵學員。大家感動不已，列隊送花向她致意。

有一位紐約的醫師符傳孝，他是汶萊僑生，喜歡寫文章，我曾讀過他的詩，很受感動，請他讓我們取用當做教材。桃園少輔院學生和緬甸沙彌尼都很受啟發。這些年來，符傳孝醫師創作不斷，把稿費捐給台中家扶中心，他說這是要沿續天人菊寫作班的愛心。我曾在一兩篇文章裡寫到他。

五、澎湖在地情

有位澎湖師傅曾來澎湖文化局聽我演講，聽我提起思念澎湖傳統糕餅味道之後，特地做了一塊糕餅和我分享，那塊餅把時光都召喚回來了，味道像我童年時吃的一樣可口。他是澎湖很有名的做手工五香花生的師傅葉先黨先生。

葉先黨先生每年都寄五香花生給我。他的花生米有甘草、八角和香料的味道，其中，「八角」的香氣特別濃郁。

澎湖人熱情好客，鄰居友人饋贈，都會回禮。我在書裡寫過，譬如說某某人從澎湖到台灣旅行，都會帶點伴手禮回到村子，然後一家一家送，盛在一個盤子裡，分享禮物。我們收了人家送的東西，那個盤子絕對不是空的還人家，也會在盤子裡放一點東西。禮尚往來，澎湖人總是很體貼。我跟葉先黨互相寄了十年的禮物，彼此關心。

2019年，葉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說起他小學的同班同學王明前，勇敢挑戰人生，希望同在台北的我們能成為朋友。我寄書給王明前先生，後來王先生打電話來，是熟悉的澎湖口音，我心一陣震動，在電話中聊了很久，又去他家拜訪。

好像走進一頁澎湖歷史。王明前於1947年出生於澎湖馬公市興仁里，雙親以捕魚為生。1951年，他的父親隨兩兄弟出海捕魚，遇颱風，不幸死了兩個，只有王明前父親生還，從此改賣魚。

他說，他家也種田，平日主食吃地瓜、青菜自己種，賣魚餘下的就煮來吃。「那個年代，大家都很窮苦。我們那小小的房子睡十個人。」「父親很嚴格，我們每天五點多起床，幫忙家裡的工作，澆菜之後才去上學。平日也常要撿拾玻璃碎片、鐵罐子、牙膏空盒等去賣。」

七十五歲的他回憶從前：1962年到1964年，澎湖乾旱。他白天讀書，下課後就回家挑水，貼補家用。他挑水井的水去給民航局的導航台使用，一個月可以得到新台幣兩百元。

後來他在台北創業，經營防水工程公司，歷盡辛酸，1977年，他因工安事故，被電梯壓到，從此坐輪椅。他告訴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更堅強。」他帶領這家公司已49年，員工200多人，不但努力工作，還做了許多捐助公益善行，幫助澎湖、台灣各地需要幫助的人。

他就是澎湖堅韌精神的表徵。

我靜靜聽他說，那天在他家從中午聽到傍晚六點多，感動得熱淚盈眶。之後，寫了兩篇文章記述他的人生。算是澎湖耆老故事的續集。

訪談者：您在澎湖好像常提到一間傻愛莊，那是真實存在的嗎？

歐銀釧：那全都是真的，傻愛莊，莊彩婕。去年聯副邀我一篇寫澎湖的文章，我搭配了莊彩婕拍的澎湖大海。我和她認識幾十年了，回澎湖的時候也常去她的店裡，她會跟我分享許多澎湖的風土文化、傳統美食。現在那家店是澎湖名店，是一家有歷史有故事的店。莊彩婕不只學習寫作，是一位勇敢智慧的澎湖女士。

我有位朋友是法文博士，翻譯了一本國外出版的書，提到澎湖早期剛開發的時候，有國外的船長來到澎湖，傻愛莊旁邊那個地方，似乎是當年水手待過的地方。

六、文學的力量、魚、監獄寫作班、人性

我在《天人菊家書》中寫道，小時候過七夕，「阿姨們祭拜織女，為她備了圓仔花、雞冠花、茉莉花和胭脂白粉圓鏡，說是讓傷感的織女可以補粧。」因為她哭了之後粧會花了。

我出生在古厝，童年生活在古厝，澎湖的花生田、海洋是我玩耍的地方。

我的作品中會寫到魚，一方面是因為對澎湖的想念，一方面是內心的糾葛。

有位長輩常常送我魚飾品，三十多年來，她送給我二十二條魚飾品，各有特色。她從沒問我為什麼喜歡魚。也許她像朋友們所知道的：我來自海邊，因此喜歡魚。這是原因之一。我寫了一篇文章〈光影中游動的魚〉，記述一點愛魚的心事。

我覺得自己像是上了陸地的魚，生活上不像在澎湖那麼樣的自在，覺得自己受到綑綁，覺得失去了野地的自由。所以剛到城市是不太習慣的。

為什麼我喜歡魚？更多的原因是，我想像魚一樣，回到海洋，回到水裡，自在游。

「做一條自在游動的魚，多麼好。可是，海洋在哪裡？是實境中的海洋？或是心境也能創造一個海洋？回到海洋就能自在游動？」

另外，我還認識一位日本作家今辻和典先生，他曾經翻譯過作家柏楊的書。他讀了監獄寫作班學員的作品，十分感動，曾和他的出版社老闆丸地守先生專程來台和澎湖鼎灣監獄寫作班學員見面。

回日本後，他寫了一首詩〈澎湖的朋友〉刊登於日本文學刊物，敘述他的澎湖行：

「機場吹著冬天強烈的海風──在台灣海峽中

／島嶼像往常一樣／林葉飛揚／灑著亞熱帶的光線……海浪拍打

著玄武岩的懸崖／野地的天人菊和候鳥／島的後方／原是靜悄悄

深鎖的大門／清晨，我把思念釋放在空中……。」（劉滌昭譯）

他翻譯了多篇監獄寫作班學員文章，發表在日本的刊物，也寄來給學員們。受刑人很感動，沒想到自己的文章會被翻譯成日文。

2006年他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七歲。我和學員讀他的詩集《西夏文字》的篇章，在心中追思。「不要遺失你的靈魂。」他的家人轉述今辻和典生前的叮嚀。學員們深深警愓。 

文學帶給我很大的力量。我也把這個力量和許多人分享。

我在少年感化院遇過11、12歲的孩子，難忘他迷惘的眼神。我曾經寫過一篇故事，記述我到一個山邊的教室教學，有一個小孩在抽屜種豆芽，那是自然課老師給他綠豆的種子，他每天看著豆芽生長，感到喜悅。這就是人生在最角落的時候啊！（訪談者：只要抓到一點光，生命就不會腐爛。）

我去桃園上課時，會搭國光號。在車站，遇到一些阿公阿嬤來探監。大多數少年是因為不懂事，誤入歧途。其實百分之八十，都是還有希望的。我有一個感化院的學生後來考上高職，繼續升學。

訪談者：在教寫作的過程中，您會覺得「人性本善」嗎？

歐銀釧：對！我相信人性本善。我有一些學生是從死刑轉為無期徒刑的。

我在他們的談話裡看到光。

舉例來說：曾有個學員黃漢良，出生於台北縣瑞芳鎮金瓜石礦工家庭，年少時誤入岐途，進了監獄。他是繪畫天才，即使在獄中也不斷的畫，曾參加「國際受刑人暨更生人藝術比賽」，獲得第三名，他把獎金全數捐出，幫助921地震的災民。二十多年前，我曾請國際知名畫家江大海到監獄裡特別指導阿良。

黃漢良是《來自邊緣的故事》、《在愛的時光》系列筆記書的主要繪畫者。法國更生人葛提姆的書於2005年計畫出版中文譯本《用希望塗鴉的人》時，我向出版社推介阿良繪插圖，老闆看了他之前的畫作，立即答應。葛提姆更生的故事也感動了阿良，他義務為書繪製六幅插圖。2006年春天，他出獄到台中生活，並且擔任教會義工。沒想到，書尚未出版，那年年底他突然因腦溢血往生，得年五十。

他的弟弟跟我聯絡，我和已出獄的寫作班前任班長阿朝，去參加他的告別式，把尚未出版的書的大樣放進他的棺木，放了一朵玫瑰在他的棺木上。迷失的心靈回來了，帶著愛心要重返社會，卻是天不假年。

訪談者：通過你這些筆記書，很多人保留他們很美好的一面。

歐銀釧：最近我認識的一位畫家馮佩韻女士開畫展，我在聯副寫了一篇「花與魚的夢境」，介紹她和她的作品。我曾經請她去少輔院幫忙教畫。我教學生不只學習寫作，也讓他們在一張紙上畫畫，或是寫點東西。這篇「花與魚的夢境」，就是在寫馮佩韻跟感化院學生互動的一些過程。

她來當了多次義工，她說，授課時，少年渴求藝術的眼神，閃閃發光，常在她心中浮現，所以，某日清晨提筆就畫了那幅（春舞〉。她說從少年感化院的學員身上，看到有如向光的花。

我凝視那幅畫，花朵的色澤，葉脈的肌理，彷彿是那些愛畫畫愛寫作的十多歲學生。結果這幅畫作在畫展的第一天就售出。好幾位來看畫展的人問可不可以再畫一幅。畫家婉拒了。

我在桃園少年輔育院教少年閱讀有關植物的散文和詩，也教大家書寫相關的文章。少輔院種有欒樹、流蘇、桑樹、萬壽菊、柚子、樟樹、凰凰木、木棉花、九重葛、扶桑花、榕樹、扁柏、五葉松、肖楠、澳洲茶樹、沙漠玫瑰，還有一些香草類的植物。我教少年們在畫紙上描繪植物美麗的形貌，也寫詩，抒發心曲。

在澎湖監獄寫作班教寫作十年，其中有九年，每年出一本筆記書，版稅全數捐給台中家扶中心。在第10年，我邀一些朋友來監獄頒獎，也請音樂家來表演。一位法國的神父笨篤先生送了一幅畫，畫的是一個人型的花。我送給其中一個熱愛寫作的學生。他說：「老師，那麼貴重的禮物您要送給我？」我說：「這是因為神父閱讀了你好多篇的文章，看到你長達十年的努力，覺得你種植出新的自己，所以送你這個禮物。」

我們都是把所有的愛都捐出去。

訪談者：愛是互相的，把不同的地方的人好的地方彰顯出來。您是真正在實踐人性本善。

歐銀釧：我沒那麼好，只是盡力。我的人生也遇到很多困境，都是一路遇到貴人相助，才漸漸走出一條文學路。

訪談者：您要兼顧工作、事業又有家庭，您是如何安排您的時間呢？

歐銀釧：我的時間都壓得很緊。比較困擾的是新聞工作，被時間追著跑。文學創作讓我覺得開心，可以讓我的腳步慢下來，不會那麼煩躁。追新聞是很辛苦的，步調比較快，又很急。像我昨天就忙到凌晨一點半。

雖然忙著做很多事，可是我也會下廚，而且喜歡在廚房煮食，可以烹調滿滿一桌子的家常菜。

訪談者：您所謂的「漁人血統」會不會就是指這種在艱辛中生存的精神？

歐銀釧：對，因為我小時候都要去海邊幫忙。澎湖捕魚是用石滬，讓魚進來，再利用退潮去抓魚。我常去幫忙，從小就是在這種環境長大。所以對於生活條件的要求很簡單，簡樸就好。

訪談者：在跟您的對話過程中，可以了解到澎湖為什麼對您這麼重要。有些東西不是在看那麼多書之後可以得到的，反而是跟您接觸後才能理解。生長在一個比較辛苦的環境，又剛好是在九歲這段青春期跟家人來台灣打拼，間隔這麼久才又回到澎湖。其間歷經一些痛苦跟考驗。所以能夠瞭解澎湖對你來說為什麼總是那麼美好。雖然生活條件不一定好，但是真的快樂。您的美好永遠保存在那裡。所以每次聽您說澎湖的任何一個風景、任何一些事，都好像滋潤了您。您又將這種生命中美好的記憶散發出來。就跟天人菊一樣。

歐銀釧：我找一本《天人菊家書》送你。那本書有我對家鄉一些傾訴，有些句子我都覺得不可思議，很感動。我今年六十二歲，去過很多國家，大概60幾個。有一年，我去開普敦，看到大海都覺得好像看到澎湖的海一樣。因為心中有著對家鄉澎湖的無限思念。

「沒有地址／每一條路都通向大海／天人菊的家書／人、花、魚、狗、貓、鳥和夢／這是一封數十年才抵達的家書....。」

「我有一張蔚藍海岸的書桌／向著遠方／向著海／向著你的位置

／打開海洋和陽光的盒子／靜靜的書寫／以為是夢／他提醒／這

一切是夢／....翻尋口袋，還有故事嗎？／或是一個時間？」

這是 《天人菊家書》的一兩段，代表我的一些心情。

七、關於筆記書、明信片

歐銀釧：早年，我出筆記書就是為了給監獄寫作班的學生，讓他們有筆記使用。（監獄的學生喜歡收到明信片），我去非洲的時候曾經分別寄了兩百多張明信片到澎湖鼎灣監獄給寫作班學員，一張張的寫，分享我在非洲的見聞，他們都很高興。明信片上的文字和圖片有如一扇窗，讓禁錮中的學員有個思索的空間。

後來，學生們也想要出他們自己的（明信片）。雖然沒有經費，我就說：「好。那我們來想辦法。」正好監獄裡有一個戒護人員，參加一個攝影團體「采風文化學會」，他們很熱心的捐助圖片，搭配學員的文字，我洽商出版社出版《來自邊緣的明信片》。

學員就用這套明信片寫信回家。版稅所得做為寫作班的交通費。

訪談者：

感覺上你跟這麼多的人相遇，然後他們人生的縮影，被你拉進來又促成了許多美好訊息的傳遞。您用文學的方式來喚醒人的內在聲音，那樣的力量原來是來自澎湖啊！